艾滋病和同性恋的两种特殊关系

2010年12月09日家庭医生在线整合我要评论（0）条评论

　　首先，无论同性异性，下面四条原则值得你牢牢记住！

　　1、必须把每个性对象都视为已经感染，坚持每次插入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

　　2、只有在两人非常明确的确定互相是唯一的性行为对象，并且距离最近一次与其他人发生性行为已经超过3个月以上，同时双方的HIV检测都呈阴性的前提下，方可不用安全套。

　　3、如果是同性，在套上安全套之前，先在阴茎上涂抹足够量的润滑剂，套上安全套后，再在其外使用足够量的润滑剂，同时被插入方应该用手指在肛门内涂抹润滑剂。使用润滑剂有两个主要目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安全套破裂，另一个是提高快感。

　　4、性活跃的人群(有多个性伙伴)，即使每次都正确使用了安全套也应该每个六个月进行一次HIV病毒检测。

　　对于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同性恋是一个令人羞于启齿更不宜讨论但又众所周知其存在的现象，大多数人在谈到这个事时，都可能会抱着一种莫名的窘迫、一种难以言传的紧张，赶紧转到另一个话题，在大众的心目中，同性恋，总是与“不正常”、“有毛病”以及“不道德”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我们首先来琢磨一下这些常被抛出来的词语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概念——“正常”和“异常”，“疾病”与“健康”，“道德”与“不道德”。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这些相互对立的概念的界限？就以“正常”与“不正常”来说，毫无疑问，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的层面上，“不正常”意指一种与多数人不同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那么是要多少人所共有的行为，才算是“正常”呢？需要总人口的百分之几？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不正常”(“异于常人”)被打上了道德的印记，换句话说，“正常”与否直接关乎“正确”。尤其是因为涉及到性，性的正确或不正确在中国是一个很严重的道德问题。在此种逻辑之下，同性恋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

然而，为什么一种自然的性行为会面临如此的道德尴尬呢？看看今日世界，多元化和差异化正成为我们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难以理解为什么独独在同性恋问题上人们的态度如此落后。更不用说，大量的行为科学和神经科学证据早已发现：同性性倾向是人类乃至动物界正常的性倾向之一。同性恋也并非是任人随意选择的生活方式，而是先天形成的自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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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和同性恋的特殊关系

　　之所以同性恋在今日社会中成为许多人歧视、指责的对象，还在于不少人认为他们应当对艾滋病负责，他们认为是在这个人群中，艾滋病开始爆发并流行开来。可真的是他们那种“不正常”的行为导致了这种可怕疾病的飞速蔓延吗？这种说法看来有理，其实却不源于事实。虽然艾滋病最初被西方医学界发现时，是首先在美国男同性恋群体内，但实际上从世界来看，异性之间的传播是占首位的。中国目前也是如此，卫生部在2007年11月29日发布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7年)》中指出：“2007年……在5万新发感染者中，异性性传播占44.7%，男男性传播占12.2%，注射吸毒传播占42%,母婴传播占1.1%。”

　　这与目前媒体上常见的观点，以及社会上很多人的错误理解，形成鲜明的对照。这项评估的结果显示，虽然男男性传播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但目前并非首要途径，异性性接触造成的感染远多于高于男男性传播。

　　话分两头说，同性恋尤其是男性同性恋人群是艾滋病的易感人群之一，之所以会在这个人群中有如此高的感染率，与许多因素有关。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正是由于普遍存在的对同性恋的污名和歧视，导致很多同志处于极其负面的心理状况中。心理学和社会学诸多研究均证明，在这样的心态和社会生存状态下，个人很容易忽略自身的健康。同时，由于缺乏发展正常情感关系所必须的社会和家庭支持，大量的同志只能在一种匆忙和隐蔽的场景下交往。此种状况下的性，很难是有备而来和注意安全的。讨论“为什么同性恋群体的艾滋病居高不下”，不能忽略这些原因。当不少人在将整个社会的艾滋病问题肇因归结于同志时，更应该反思一下造成这一问题的社会根源。事实上，有证据表明，把艾滋病归因于社会中某一类或几类少数群体，采用漠视、歧视或加以污名对待的做法，不仅无助于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其本身更是疾病在主流群体中大规模流行的催化剂。例如，艾滋病在整个80年代一直是在美国男同志中流行，直到1995年为止，大多数美国异性恋白人男性都还坚信艾滋病是个“同性恋疾病”，认为艾滋病与身为异性恋的自己没有关系。这种观念盛行的后果，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异性恋美国男性中的艾滋病发病率逐渐上升。

此外，不少人认为，男同性恋人群中存在的“混乱”的性关系是艾滋病的根本原因，并进而认为同志们应该为这一“不道德”的原因而负责。

　　那么，“多性伴”是否又应该成为一个道德问题呢？这又是一个应该两说的议题。社会学和行为学调查的结论的确支持一点：多性伴的确是男同性恋群体中较为普遍的现象。不过这也并非男同性恋群体的专利，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潘绥明教授的研究，在“主流”的异性恋群体中，近年来有多性伴行为的人数也在以很快的速度上升。至于多性伴本身是否应该成为道德评判的负面对象，就要用到一条基本的评判标准。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大多数伦理学家和社会学者都公认一点：道德的底线应该是“对他人无伤害”。如果是成年人之间在相互自愿的前提下的性关系，并且不涉及对第三人的感情和/或关系伤害，应该说这样的前提下，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多性伴都不应该再成为一个道德问题。当然，从风险的角度说，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多性伴都会增加艾滋病和性病的传播风险。所以，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这里依然转化为如何促进人们提高风险意识，善用保护措施，避免感染。在这一问题上需要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没有基本的法律保障，来自家庭的压力等等，使得不少同志难以维持一种固定的一对一情感和性关系。

　　科学事实证明，性伙伴的数量与感染性病、艾滋病的几率成正比，不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与多人发生性关系都会提高感染几率。但是，在一个有充分选择自由的社会中，只要是自愿自主，个人完全有权利选择自己是有一个，还是多个性伴。这里想强调的只是一个事实，即很多同志之所以无法维持稳定的感情关系，主要是源于社会环境和家庭压力。换一个角度，如果社会能够更宽容一些，将不仅为同性恋者，也将为其他人提供更多的在艾滋病方面的保护。在目前很多中国同性恋最终被迫与异性结婚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重要。一味地强调同性恋是高危群体，是有很高的误导性的，会使很多异性恋者，产生一种假性的安全感，以为自己不属于高危群体所以是安全的。但实际上由于社会家庭的多重压力，导致很多同性恋者被迫与异性发生性关系、结婚，令所谓高危与非高危的区别失去意义。

　　正是面临着类似艾滋病的来自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挑战，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相处，怎样交流和合作的问题，这些思考必然关乎人们生活的根本。而同性恋及其与艾滋病的关系为人们的思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我们怎样相互关注、尊重和行动，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与他人相处的关系模式，以及如何对待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