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性健康堪忧

　　农民工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频频发生的农民工性犯罪事件，让人们对他们普通持有偏见，却很少有人了解这些远离家人的青壮年男子在为城市建设挥汗如雨的背后，承受着怎样的孤寂与无奈。对于性问题，他们究竟是压抑更多还是混乱更多？在成为HIV感染的高危人群后，他们的健康出路何在？记者就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不规范性行为、预防知识贫乏成农民工染艾祸首

　　11月28日，陈勇军（化名）和田砾（化名）这对年轻夫妻又一次出现在湘雅二医院艾滋病研究室，来自于农村的他们像这个城市中所有的农民工一样勤劳，但自从两人都被查出感染HIV后，他们的人生蒙上了灰色。

　　今年4月底，陈勇军夫妇的孩子患上感冒后很久都没有治好，医生建议两口子到省疾控中心做HIV检查。5月10日，陈勇军拿到了检查结果，他和妻子都被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孩子常常生病，医生说要到1岁半才能确诊他是否患有艾滋病，可是今年8月底，不满1岁的孩子就走了……”

　　回想这一切不幸，陈勇军推测是自己在广州打工时的几次不洁性行为造成的，“在感染前，我对艾滋病并不了解。在外打工，妻子不在身边，只有通过找小姐来满足生理需要，没想到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

　　陈勇军感染艾滋病的遭遇或许只是偶然，但他的经历却反映出农民工面临着HIV感染的巨大风险。11月29日，长沙市洞井建筑公司工地举行了艾滋病防治座谈会。“从电视、报纸上听说过艾滋病，但不是很了解，也没有太重视。”谈及艾滋病，参加座谈会的大多数农民工显得比较拘束，他们表示工友中不规范性行为普遍存在，尽管对患艾滋病很害怕，却不了解预防艾滋病的有效措施。在专家发放安全套时，有几位民工甚至拒领，因为他们“平时很少用”。

　　省卫生厅疾控处处长简学武说，农民工大多是中青年男性，他们远离家庭，有强烈的性需求，然而他们一方面在性行为上难以规范，另一方面文化程度较低，对艾滋病的知晓率不高，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因此迅速成为感染HIV的高危人群。广州市一份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生殖健康现状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流动人员中，一成未婚男性有多个性伴侣，1／4的人不使用安全套，而有多个性伴侣的未婚人群正是性病及艾滋病传播的重要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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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压抑成农民工感情生活一大痛楚

　　“冷床冷炕冷被窝，自吃自住自刷锅，横批：光棍一个。”这是一位姓徐的建筑工头在向记者描述农民工生活时的形象说法。老徐今年50出头，从岳阳农村来长沙打拼已经7个年头了，每接一个建筑项目，他就会带着一帮老乡来长沙，对农民工的生活，他感受真切：“如果说农民工的物质生活普遍窘迫，那么他们在精神上更为贫困。繁重的工作之余，他们除了打扑克、掰手腕，就是喝酒、睡大觉，或以讲黄色笑话聊以自慰。”在老徐手下干活的农民工年龄大都在18－35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处在性生活需求旺盛的阶段，但对他们来说，本能的需求却难以满足。曾宏平今年30岁，结婚5年来进城打工的时间占去了一大半，今年春节后到了长沙，到现在他还没回过家。“现在打工的人这么多，把我顶了怎么办？”他说，回趟家往返路费要百把元，总跑回去实在心疼钱。“今年夏天老婆来看过我一次，工地不让住，我就和老婆睡在公园的草丛里。”说起这段尴尬的经历，他笑了笑，“没办法，我也是人！对于我们民工来说，劳动累是一种累，要工钱难是另一种累，想老婆是最大的累。”

　　四壁用竹板和破砖搭建，稻草打底的地铺，被褥卷到墙角，睡觉时只需用手一拨就可以……这是位于长沙市汽车南站附近一个普通的工棚，阴暗、潮湿，没有电视，墙上贴着的一张外国模特的泳装海报显出一丝特别，它的主人是来自湘西农村的刘新。刘新是工地上的电工学徒，每天的收入大概在50元左右，比一般的小工收入要高一截，而没有成家的他在工友中出手总是比较阔绰———无聊的时候他会去网吧上上网，苦闷的时候会光顾工地附近的发廊找小姐。刘新很直白地告诉记者，发廊小姐每次60元的价格，让很多工友望而却步，不少人只能等待一些主动找到工地上来的年纪比较大的外地女人，价格只要20—30元。至于安全措施，刘新说除非小姐自备安全套，他们一般不会主动使用安全套。

　　找小姐毕竟不可能是长期行为，更多人更多的时候仍然处于性压抑和性苦闷中。于是，每处工地一收工，总能看到成群的农民工蹲在路边看风景，他们把目光毫无顾忌地投向经过的女性身上，眼神里夹杂着饥渴和无奈。“不可能不想那事啊！”一位农民工说，他们干了一天活，吃过晚饭，消遣的方式太少，多数就去工地四周逛逛。“也就是看看的份，解解闷吧！”不过，为了解闷豁出去的也有，有一位农民工就为争看某商家搞的“内衣秀”爬上工地的脚手架而摔伤，还有一些农民工犯下强奸、猥亵之类的罪。

     农民工性健康危机亟待解决

　　可以看出，当前农民工群体的性健康正面临着两个极大的威胁：一是性饥渴、性压抑以及由此带来的身心异常和性犯罪，二是高危性行为和性知识缺乏所带来的疾病威胁。对于这个本已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处于弱势的群体，社会该如何帮助他们走出性健康危机呢？

　　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梁媛副教授今年组织了对300名农民工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对于艾滋病、性病的防治知识只有粗浅的了解，甚至感到陌生。因此，梁媛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教育，社会需要给民工们提供性知识指导，帮助农民工摆脱性焦虑，让他们接受性健康教育。由于农民工最常接触的是广播，梁媛建议广播电台开设农民工性知识栏目，指导他们正确对待“性问题”。另外，还可以实行带薪休假以及搭建“夫妻房”等措施，甚至可以让更多的农民工把配偶接来同住。

　　农民工的性健康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各方面的关注。省卫生厅疾控处处长简学武表示，我省正在开展关于农民工艾滋病流行情况的专项研究，而一系列针对农民工的宣传和干预措施正在逐步展开，包括定期在农民工中免费发放艾滋病宣传手册和安全套，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全省目前已建艾滋病初筛实验室372家，卫生部门将动员春节期间返乡的民工到当地就近进行艾滋病免费咨询和检测，为农民工建起一道健康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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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颜健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