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狂人与梅毒之源

　　1492年，哥伦布不但发现新大陆，也从美洲带回“天谴”的梅毒，由此绵延西方五百年；贝多芬谱写《快乐颂》时，正因为梅毒末期引起心理亢奋；美国总统林肯于1835年左右因为嫖妓染上这可怕的疾病；王尔德的《格雷的画像》说的就是自己被性病折磨的痛苦；还有舒伯特，舒曼，波德莱尔，玛丽·塔德，福楼拜，莫泊桑，凡·高，尼采，凯伦·布里森，乔伊斯，希特勒……这些历史上的天才、狂人，本来风牛马不相及，但他们却共同遭受一种疾病的罪与罚——他们都是梅毒患者？

　　在这些隐藏着时代的秘密和病症的谜团里，作者试图以梅毒和名人的死亡这个视角来破解人类和大自然的生态结构。今天，梅毒用青霉素很容易治疗。但是，在20世纪之前，欧洲与美国大约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得过这种无法痊愈的慢性疾病。天才、狂人当然也不例外。梅毒患者忍受极度的痛苦与狂喜的兴奋，有时沮丧得想要自杀，有时变成妄自尊大的偏执狂，到了末期还会可怕地发疯。因此，梅毒深深影响他们的世界观、性行为与人格，当然也影响了他们的创作。

　　透视梅毒侵害人类的历史，可以折射出野蛮、纵欲、荒淫、战争等诸多不文明的镜像。历史上出现的这些天才和狂人，也许是上帝掷骰子的结果，也许是有意为之，他想看一看，梅毒这无形的手，如何支配沉重的肉身和飘忽的灵魂？看一看他们如何选择生与死？如何在梅毒的支配下出现意想不到的创作？

　　历史不轻易作出结论，学者黛博拉·海顿进行过深入的研究，结果也并非盖棺论定，她只是提供一种可能：死于梅毒——天才、狂人的另一种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