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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关于艾滋病政策教育的项目目前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展开。3年前这个项目刚刚启动时，许多来自中国各地的地厅级干部学员还认为，“防治艾滋病政策研讨”似乎更应该是卫生部门的事，至多是他们主管卫生的副手的事。“在中国决定迎头抗击艾滋病的今天，中层领导干部对艾滋病知识和防治艾滋病政策的了解，成为这场抗击成败的关键。因为他们正是中央政策的具体实施者和中坚力量。”主持这个项目的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靳薇说。

　　在中央党校有关领导的支持下，她首先对在党校轮训的地厅级干部防治艾滋病的意识做了问卷调查。让她惊讶的是，收回的400份有效问卷中，有近23％显示出对1998年颁布的《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一无所知。

　　经党校领导批准，这位曾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的教员决定利用中英艾滋病防治项目的资金支持，将艾滋病防治等内容融入党校的课外培训中。

　　靳薇说：“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是防治艾滋病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政策的具体落实和执行者，是防治艾滋病工作的领导者。所以，对各级领导干部的防治艾滋病政策普及、政策开发和倡导是目前防艾工作的重中之重。”从2001年开始，中央党校每学期邀请相关领导、公共卫生专家、社会学家及工作在艾滋病研究和干预的前沿领域的专家作艾滋病防治政策的专题报告，此外还请艾滋病法律政策研究者与学员座谈，共同探讨政策制定与落实中存在的问题。靳薇称这些报告和研讨是对学员进行艾滋病知识和政策的“扫盲”。

　　对比调查显示，经过培训，学员们的观念有不少变化。培训后同意“任何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的增加了近29％。主张限制和剥夺艾滋病患者及亲属工作和受教育权利的也有所下降。一些最初不愿参加培训的官员后来也开始主动和专家私下探讨补牙等医源性感染的可能性。靳薇说，现在更多的官员开始对政策选择进行思考。西南某省的政法委书记在听专家介绍国外对吸毒者和性工作者采取的降低危害措施后，深有感触。他说：“过去我们总用搞‘严打’。但越打越多，反弹很厉害。长久以来，我们也对自己工作的方式和效果产生疑问，看来使用‘管理’的思路会更有效。教授讲得好，并不是我们喜欢这些社会丑恶现象，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要用其他的方法来治理，将它们的社会危害降到最低。”

　　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教授曾三次应邀在党校作报告和参加研讨。他对中央党校开展的艾滋病政策培训大加赞赏。他说：“党校作为党和政府干部提拔轮训的重镇，在对省市县等不同层次的官员进行全方位培训的同时，唤起官员对公共卫生制度和现状的关注，以及对社会公平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视尤为重要。”从调查来看，哪怕这些学员仅参加了三个小时或半天的报告或研讨，都能起相当大的作用。“那些原来认为艾滋病感染者是道德沦丧者应该加以隔离的人，至少知道艾滋病不只是通过性乱传播，还有输血等其他方式的传播，这样他们今后对感染者的评判就会更慎重。另外，70－80％的人对感染者的态度有明显转变，表示应给予关爱。”景军说。

　　不仅如此，景军认为，官员们观念的改变也会为各地实施清洁针具交换、100％安全套推广、美沙酮替代等降低危害措施扫清障碍。

　　根据过去三年中学校开办的五次培训研讨活动，靳薇编写了《艾滋病防治政策干部读本》，为各级领导干部的实际工作提供参考。她认为，中共中央现在非常重视艾滋病问题，在政策力度、机构建设、资金支持等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但中央政府的决心需要各级政府转化为行动才能最终生效。”她下一步计划对省一级党校的培训者进行培训。